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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年4月，四川仪陇县委给陈云写信，请他帮助核实一段尘封近半个世纪的往事。
信中提到，1935年长征途中，曾有一名叫席懋昭的人护送陈云秘密出川。
陈云看完后没有立即确认，只说：“这个名字，我一时想不起来了。
” 这并不是陈云有意回避，而是时间隔得太久。
那年6月，中央作出安排，让陈云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，转赴上海，承担新的任务。
那是一趟危险的行程，沿途有敌军封锁，也有地方武装盘查，同行人员必须熟悉当地情况，更要懂得如何隐藏身份。
负责护送陈云的席懋昭，当时参加革命工作只有几天，却有秘密斗争的经历。
他接到任务后没有多问，只回答：“坚决完成任务。
”随后便赶到陈云住处，带着这位首长踏上山路。
出发后，两人没有使用真实身份。
陈云被安排成一名做药材生意的商人，席懋昭则负责随机应变。
走出灵关不久，他们遇到一名熟悉地方民团的熊姓局长。
席懋昭主动上前寒暄，对方见到他很诧异，问道：“这几个人是做什么的？
” 席懋昭随即编了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身份，说大家都是躲避战乱的外乡人。
熊姓局长没有继续追问，反而提出同行。
对席懋昭来说，这个意外出现的熟人，恰好成了通行的掩护。
借着沿途关系，他们一路抵达荥经县，陈云也因此避开了几次盘查。
到了分别的时候，陈云曾邀请席懋昭一起去上海。
席懋昭却摇头说：“我一开口就是四川话，去了外地，反而容易露出破绽。
”这句话很朴素，却说明他清楚自己的处境。
两人就此分开，陈云继续完成任务，席懋昭返回四川。
1937年11月，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，在中央党校与席懋昭重逢。
多年未见，两人紧紧拥抱。
学习结束后，席懋昭再次回到四川，此后便与陈云失去联系。
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次分别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席懋昭后来经历多次险境，仍然坚持了下来。
1949年11月27日，重庆解放前夕，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“十一二七”大屠杀，席懋昭不幸遇害。
一个曾经护送中央干部穿越封锁线的人，就这样牺牲在黎明到来之前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陈云曾多次向四川同志打听席懋昭的下落，但始终没有确切消息。
直到仪陇县委来信，他才重新翻出这段记忆。
陈云只记得，那个护送自己出川的人，曾在灵关殿小学担任校长，他的爱人也在那里教过书。
工作人员顺着这条线索查找，终于核实了席懋昭的身份，并寄来一张照片。
陈云看到照片后认了出来。
那张熟悉的脸，让一段险象环生的旧事重新有了姓名，也让一位沉寂多年的革命者重新进入党史记载。
1984年5月，席懋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有意思的是，正因为陈云记得这段经历，后来一部以他为主角的电视剧才引发了争议。
20世纪90年代，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《陈云出川》，创作者看中的正是这段经历所包含的悬念与险情。
剧本完成后，相关人员和陈云身边工作人员看过，认为可以拍摄。
但剧本在艺术加工中，将不少原本属于席懋昭的行动和作用，集中到了陈云身上。
护送、周旋、应付盘查等细节，被处理成了陈云个人的机智表现。
这样一来，历史关系发生了偏移，席懋昭的付出也被遮住了。
陈云晚年很少看电视，身边工作人员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。
一次，新来的护士谈起这部电视剧，称赞拍得精彩。
陈云听后立即察觉不对，要求秘书把剧本读给他听。
听完后，他神情严肃地说：“这个片子不能播。
” 随后，陈云致信中央，要求停播这部电视剧。
中央对此高度重视，作出立即执行的处理。
原因并不复杂：他不愿意把集体完成的工作写成个人传奇，更不接受为了突出主人公而改变史实。
早在中共七大期间，陈云就谈到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。
他认为，工作能够取得成绩，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和党的力量，个人所起的作用不能被无限放大。
这种态度，在《陈云出川》一事上表现得十分直接。
对陈云而言，停播不是否定文艺作品，而是不能用他的名字遮蔽席懋昭，更不能让艺术加工取代历史事实。
一个坚持不为自己增添光彩的人，反而把那段出川路上真正承担风险的同志，重新留在了人们能够查考的历史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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